近日，山东莱芜暴力伤医事件再次将医患矛盾推向风口浪尖。虽然近年来，医疗纠纷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医患之间仍缺乏信任是现实问题，暴力伤医、医闹事件屡有发生。同时，不少“专业医闹”已产业化运作，“一哭二闹三上吊”成为流水作业。
为有效解决医患矛盾，2011年起，江西南昌成立了南昌地区医疗纠纷调处中心，司法、卫计、法院、公安等多部门常驻参与调解，立案调解、专家咨询和保险理赔“三位一体”。五年多来，已调解结案1149起，医患双方回访满意率达100%。
近日，中央政法委在江西南昌召开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会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表示，暴力伤医、医闹等问题频发，暴露出医患之间信任缺乏，各地可以总结黑龙江等地“三调解、一保险”的做法，确保投诉有门、处理公正。同时，江西、甘肃等地建立医警联动机制的做法可以作为借鉴样本，依法打击涉医违法犯罪。
困境
医患矛盾此前“不闹不解决”
现实中，由于专业性强、利益牵扯复杂、涉及部门多，医患纠纷成了世界各国社会治理的“老大难”。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不断增大的索赔金额，利益冲突之下，医患矛盾激化在所难免。
在江西南昌，2011年8月发生的医患冲突事件仍让很多人心有余悸。由于对医治效果不满，患者家属带上百人与医院医护人员发生暴力冲突，多人受伤，直到110警力出动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以前医患矛盾基本是不闹不解决。”南昌市第一医院院长黄国富说，一旦患者在医院出现死亡等情况，患者家属一般会叫上亲属、同事甚至同村人，一起去医院“闹”，威胁医生和护士，甚至会在医院摆设灵堂。
“以前早上都怕去上班，因为几乎每天都有患者家属来医院闹事。太无奈了!”黄国富说。
在黄国富看来，医患双方“面对面”解决纠纷，恶性冲突事件很容易发生。同时还有“医闹”中介，通过鼓动患者家属闹事获取利益，更激化了医患之间的矛盾。
如何真正架起连接双方的桥梁，用双方各自能消化的语言和方式反映对方的诉求，或许还需要第三方社会机构的引入，并用“法制化”方式解决。
个案
医患调处中心帮病人多获赔偿
去年，朱光辉来到南昌第一医院就诊，因做冠状动脉造影手术引起桡动脉闭塞，朱光辉右手疼痛不止。与院方协商赔偿过程中，他提出赔偿15万元，但医院只接受赔5万元。协商无果，去年9月21日，64岁的朱光辉爬到医院5楼试图自杀。
这件事让黄国富印象深刻。当天早上9时，南昌第一医院刚宣布他接任院长一职。9时10分，朱光辉就到了他办公室，希望医院直接赔偿，还要跳楼。他紧急劝阻，并建议朱光辉跟医务人员一起去医调中心调解。这是他担任院长后处理的第一个案例。
当年10月8日，在黄国富多次劝说后，朱光辉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到了南昌地区医调中心。让朱光辉意外的是，这起医疗纠纷案当天就被受理。
调解时，朱光辉认为他来医院本是治胃病的，做冠状动脉造影是医生忽悠他做的，后来手术失败，引起其右手疼痛，要求赔偿15万。医院方面则认为，进行冠状动脉手术指征明确，不存在过度治疗。双方各执一词，争持不下。
依照法规，调解员建议先做医学鉴定。由于医学鉴定时间较长，且需要垫付鉴定费用，朱光辉把索赔金额降到了10万元，申请做专家咨询。一周之后，专家咨询意见认为，手术过程符合常规，院方没有明显过错。对这一结果朱光辉并不认同。
第二次调解时，医方当事人首先表态，认为医方的诊疗行为虽然无明显过错，但术后的处理与患者桡动脉闭塞存在因果关系。经协商，赔偿金额从5万元增加7万元。而朱光辉表示，他后续治疗至少得花15万元。
随后，调解员再与朱光辉沟通，朱光辉退让一步，同意把赔偿金减至8万元。又僵持一段时间后，调解员第三次与医院方面沟通，希望院方再大度一些，尽快化解纠纷。
最终，院方同意赔偿8万元。这个结果让朱光辉很满意。“这个过程确实公平公正，最后能解决是我没想到的。”
调解机构
保险公司三个工作日可理赔
朱光辉的经历是江西医疗纠纷调解机制的一个缩影。2011年12月，江西省南昌市医调委、南昌地区医疗纠纷调处中心正式挂牌。如今，医调中心现有专兼职人员36人。设立了办公室、接待咨询室、专家咨询室、调解室、保险理赔室、警务室和巡回法庭，多部门“联动”。
不到5年时间,1000多件的医患纠纷在这里顺利调解。截至今年9月30日，南昌地区医调中心共立案受理1177起，调解结案1149起，患者索赔46823.6万元，医患双方回访满意率100%。
走进南昌地区医调中心，一楼有调解室，二楼有巡回法庭和专家咨询室。南昌市司法局局长涂慧琳告诉记者，司法局、卫计委、法院、公安等部门，都抽调了专职人员长期入驻，其中南昌市中院委托东湖区法院在医调中心设立了巡回法庭。医患纠纷的受理立案、开庭、理赔等程序，都可以在同一地点完成。
谈到调解程序，南昌地区医调中心主任、南昌市司法局副局长周晓雄介绍，医调中心负责省市两级医院的医疗纠纷调解，南昌3个县目前也设立了医疗调解中心。索赔金额2万元以上的案例，都可以到调解中心免费立案、调解。根据案件纠纷的程度，分别进行协商、医学专家咨询，或通过司法鉴定提供证明。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可向巡回法庭进行司法确认，增加公信力。如果调解不成功，可以行政调解，或者在巡回法庭进行司法调解。
调解只是其中一环，患者和家属更关心如何赔偿。目前，江西省市公立医院普遍参加了医疗责任保险，医方给患方的赔偿统一由保险公司赔付。医患双方签订调解协议后，保险公司三个工作日即可理赔到位。同时，对医方没有明显过错、患方病重无钱医治的案子，设立救助基金，给予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不足
调解员老龄化 还需真正“无缝对接”
不止江西，全国各地医疗纠纷调解机制也正在走向成熟。2015年,各地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近4000个,调解处理医疗纠纷7.1万起,调解成功率85%以上,化解了60%以上的医疗纠纷。
今年7月，国家卫计委召开的医患关系媒体沟通会上,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表示，2014年全国医疗纠纷数量比2013年下降8.7%。在2014年下降的基础上,2015年发生在医院的涉医案件继续下降12.7%。
担任南昌市第一医院院长一年多来，黄国富也感受到变化。“现在医患纠纷肯定还有，但暴力冲突明显减少了，医闹中介慢慢消失。今年1月至9月，医院警务室基本没接到警情。”
调解机制逐渐成熟的同时，朱光辉这类患者也有一个担忧：“医调中心的权力太小了。”
朱光辉认为，调解是非强制性，调解时一般都要三番五次地跟医患双方协商，工作辛苦，但效率也相对较低，调解不成再走司法程序一般至少一两个月。
这也正是南昌地区医调中心主任周晓雄正在思考的问题。南昌地区医调中心目前是省市共建，这就存在一个“对接”的问题。由于涉及省市两级医院和相关综治部门，还需要继续加强联动，真正做到“无缝对接”，更快“拍板”，才能更快捷地解决医患纠纷。
同时，医调中心已成立近5年，调解员、专家多是公检法部门的老同志。在掌握大数据平台、电子资源共享方面，还需要年轻的力量，尤其是既懂医又懂法的人才。
“怎么引得进来?怎么留得住?”周晓雄担心，队伍建设、加强待遇等都非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