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认为病历是医生后补的，之前不认可，你们都说说各自的看法。”12月1日下午，记者赶到时，正好遇上一场医患见面会。
病历是医疗纠纷调解的重要事实基础。“开始的时候，双方就得对病历等材料进行确认，防止调解结束后，又针对病历 找补 。”调解员付淑惠介绍，见面会就是要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进行提问，还原事实。
“我认可病历内容。”患者陈某表示，最近几天又和医院进行了沟通，虽然病历的确是医生事后才补写的，但是内容没问题。原来，陈某之前右手腕受了伤，去医院进行了缝合治疗。后来复诊时，医生发现其手指不能正常用力，判断其肌腱发生了断裂。陈某认为肌腱断裂是之前漏诊了，造成自己延误治疗十几天;而医生则认为在之前的病历中，已经注明“肌腱部分损伤”，按照当时条件判断并不需要处理，因此没有漏诊。
虽然立场不同，见面会上，医患双方的表达都很平和、理性。“我们讲理!也理解医生肯定不是故意的。”陈某表示，希望医院免除医治肌腱的费用。医方的代表则表示，将向医院反映患者的诉求，后续再商量解决。
“医患纠纷在调解过程中剑拔弩张的情况多不多?”记者问。“能同意来调解的，说明双方都希望理性解决问题，因此对立情绪在调解工作中并不是突出问题。”北京医调委常务副主任刘方回应，作为中立第三方，医调委能保证医方不因纠纷影响正常工作，向患方解释医疗问题打破专业壁垒，还能节约诉讼成本。
不同于一般的邻里纠纷，医疗纠纷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判定尤为关键。“为了确保对医疗机构诊疗行为的责任认定结果更科学、更有说服力，每案我们都要进行专家咨询。”刘方介绍，医调委针对案件的争议要点梳理出疾病相关问题，去咨询三甲医院相关专业的专家，对于重大、疑难案件还会反复咨询。
“骨科和妇产科的案件最多。”调解员向记者介绍，这两类案件的患者对于疗效的期望值往往较高，容易形成心理落差;再加上医方由于工作忙碌，解释沟通有时不到位，容易形成医患纠纷。
“保障医患权益，维护生命尊严。”在医调委的走廊和会议室，记者看到了很多致谢的锦旗。“调解员通过同医患双方进行沟通，摆明事理，促成双方互谅互让，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双方接受调解建议，签订调解协议书，可以据此进行理赔。如果任何一方不接受，调解员会引导其通过其他维权途径表达诉求。”刘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