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是指“医”与“患”之间的关系，“医”包括参与医治过程的所有医务人员;“患”包括患者、患者家属以及患者的社会关系。
近年来，国内学者有关医患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本文通过对国内相关医患关系研究成果的分析归纳，认为目前有关医患关系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目前国内医患关系的研究主体多为医疗一线的医务人员与高校公共卫生等相关领域的学者，他们倾向于从医疗实践、公共卫生政策等角度出发，难以脱离行业背景所带来的思维限制，缺乏相应的社会学、人类学分析视野，容易忽视从患者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生活经验视角审视医患关系。
第二，研究视角多元，跨学科的概念丰富。医患问题作为社会热点问题，引起了不同领域学者的重视。有从传媒学角度探讨新闻报道与医患关系的构建，如王俊燕[1]的“新闻媒体应成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正能量”;有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医患关系的信息不对称，如弓宪文等[2]的“信息不对称下医患关系博弈分析”;有从哲学角度利用福柯“微观权力”理论解释现今医患关系的本质，如袁曦[3]的“福柯哲学应用:医患关系中的微观权力分析”等。
第三，研究方法多采用大样本的实证统计分析方法，倾向忽视患者的个体感受价值，忽视患者背后不可量化的社会文化因素。如吕兆丰等[4]的“医患关系现状分析研究——全国十城市典型调查”，原卫生部的《中国医患关系调查研究》等。
第四，医患关系矛盾分析大多局限于医疗系统内部，缺乏整体观研究视角。已有研究未将医患矛盾与民族文化、社会的发展现实相结合;将医患矛盾问题多归结于医疗卫生体制等宏观层面，缺乏具体的、微观的、历史的民族文化和社会语境的理解角度。
第五，医患矛盾问题的解决多依赖医疗资金的投入与医疗保障机制的建立等制度层面，而忽视了医患沟通等人文层面。该类研究多将解决的措施，寄希望于国家完善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医疗机构净化行业风气等宏观层面，而忽略分析医患矛盾产生的诸多人文层面的因素。
二、 医学人类学学科概述：
医学人类学是利用人类学的理论，从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两个视角，研究健康、疾病、治疗等社会现象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医学人类学起源于对于非西方民族田野调查的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20世纪80年代，医学人类学发展成一门重要的人类学分支学科，以哈佛人类学教授克莱曼(Arthur Kleinman)为代表人物，强调文化在治疗中的重要性，丰富了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医学的内涵。1986年中国人类学学会出版的《医学人类学论文文集》，标志着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正式进入我国学界的研究视野[5]。
改革开放后，医学人类学在国内发展迅速，其研究领域广泛，主要可分为体质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两大方向。体质生物性方向的医学人类学，主要研究多民族体质特征和遗传多样性。社会文化性方向的医学人类学包括民族医疗文化、传统医疗民族志与公共卫生政策研究，医患关系问题也属于该领域，然而，国内相关学者单独针对医患关系的人类学研究并不多见。
三、医学人类学对医患关系的解读：
1. 整体观的研究取向
整体观是社会科学的重要方法论，指的是系统是作为整体起作用的，因此系统的单个功能不能通过单个的部分去理解。同时，整体观也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指的是任一文化要素都应该放置在整个文化网络之中去理解。因此，医患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正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的缩影，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历程中，不同社群文化知识体系碰撞的结果。因此，当代中国医患关系问题，应借助人类学的视角，特别是整体观的视角，放到中国整个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去分析。
2.疾病(disease)和病痛(illness)的区别
克莱曼对疾病(disease)和病痛(illness)两个概念做了明确的区分，疾病是生物学或生物化学意义上的功能失调，是西方现代医学的概念;病痛是特定文化脉络中患者对于身体不适的认知，患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着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6]。疾病和病痛都是存在于社会现实特殊布局中的构建物，必须在特定社会关系组成的环境中理解和领悟其蕴含的丰富意义。
两者不一定同步和对应，在现代临床医学实践中两者有可能表现为对立。据统计，约50%寻求诊疗的患者在病理学上查不到异常[7]，疾病也可能不伴随有病痛的感受，相同程度、相同病理的患者描述出不同程度的病痛和焦灼感[8]。而这种病与痛的背离，往往成为医患矛盾的源头。当医生通过使用各种先进的诊疗手段使患者病情好转，然而此时患者并没有出现病痛的减轻，便责怪医生医术的无能。
关于病痛(illness)的概念，狭义而言，它是患者的肉体感受，广义而言，它是指患者在疾病的刺激下，在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做出的认知反应(包括对于病情严重程度的自我判断，病情治疗效果的评估)和策略行为选择(是否选择就医，选择怎样的医疗模式，什么时候停止治疗，医疗价值的评估)。患者对于病情和诊治效果的评估是多元且动态的。在不同的社会语境、文化知识、社会等级背景下，患者的病痛感受不同。医患双方对于疾病与病痛的不同认知，是医患分歧的源头。
3.疾病的文化建构
从生物医学的角度看，疾病是一种生理的事实，是唯物的现象，是人类身体在生物性和化学因素作用下异常变化的描述语言，但却忽视了疾病是文化建构的概念。医者这种预设的立场会导致实践与认知的误区。
其一，重视实验证据，强调身体的物质性的生物医学，其哲学基础是强调身心二元分离的科学主义，将病患的身体客观化，因而医者容易忽视了患者的个体独特性，患者心理、文化、社会因素的差异。在诊疗过程中，医者“医病不医人”，治疗了患者的病症却可能无法恢复其受损的社会功能，未根据患者文化特性而制定的治疗方案可能因患者的排斥而效果不佳。
其二，在当下全球医方卫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主流生物医学知识体系，只是平等的民族医学的一部分，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一套知识与象征体系。医者忽视的是，他们关于疾病的解释是以现代生物医学知识为根据，运用了多种指标与象征体系，并非是全然客观的事实阐述。
因此，从疾病的名称和概念可以看出其历史的建构，以“战后心理压力障碍”为例，是越战退伍军人与卫生行政人员为了使其心理创伤具象化，使第三方在支付保险时有据可凭而建构的病种。
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不同民族，为了适应不同的情景，对于疾病概念有着自身独特界定的认知和实践活动，这一整套的认知与实践共同构成了有关疾病的概念文化体系，如中国的藏医、苗医等少数民族医学，印度的阿育吠陀(Ayurveda)医学等。疾病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什么样的征兆是疾病或是日常的生理反应，疾病程度轻重如何界定，什么病必须是禁忌的和不耻的，而什么病是日常普遍的，都包涵在这套疾病的知识体系之中。
再者，疾病概念变化反映了对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的“适应”。根据克莱曼在中国湖南的研究显示[9-10]，20世纪 60年代“神经衰弱”这一在西方已被精神病学家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删除的病症，却在湖南各医疗机构门诊诊断中普遍存在。其原因在于它是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所造成的：(1)相对精神病这样被污名化的疾病，神经衰弱是一个中国文化体系中更容易被接受的病种, 更可获得社会认同。(2)多数抑郁症患者在“文革”中有着不幸的遭遇,“神经衰弱”的诊断也是其在强大政治权力之下的一个解决自身问题的途径。克莱曼认为这是“社会问题躯干化”，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社会出了问题, 结果社会用“神经衰弱”这个病种做了代替品。
4. 医者与患者的不同解释模式
克莱曼[11]将医患双方对于疾病的认知，概念化为“解释模式”(explanatory models)。最初克莱曼为了区别疾病和病痛，而借“解释模式”的概念，强调医患双方对于疾病认知的不同，所谓医学概念也是植根于文化和历史语境之中的“解释模式”。
医者对于疾病的认识，是建立在先进的医疗检查手段所显示的精确的数据与图像，其判断背后支撑的逻辑是基于生物化学的知识和技术与过往诊疗经验的总结;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是建立在个体切身感受，因其缺乏专业严密的医学知识，其主观的直觉式的判断更多地是建立在个体体验与经验、求医经历、民族文化体系、社会舆论的引导、对生物医学的想象等方面[12]。中国医生大都有着相似的五年以上正规医学教育背景，然而患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却多元而广泛，因此，患者对病痛的认知也呈现多元多样的层次。
王路等[12]的“医患关系的认知人类学解读——基于广州儿童医院的调查事例”中所提供的吴康个案中，患者的父母都以为孩子患的是“猪毛虰”地方性疾病，在其地方社会经验中这是较容易治愈的“小病”，而无法接受医生诊断为“脑炎”，并且有生命危险的事实。而吴康的医生则认为，很多医学上的病在地方有其他称谓，然而这些称谓却没有医学上的参考价值。
由此例可看出，在医患双方互动的过程中，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猪毛虰”与医者的诊断“脑炎”发生碰撞，其实质为双方对同一疾病“解释模式”的不同，根本在于双方文化知识体系背景的不同，民间经验与专业医学知识碰撞。医患沟通的矛盾便在于，医患双方是在用不同的语言沟通，医者多用精准的医学术语，而患者更多的是在使用民间经验描述病情，如此，患者无法理解医者的解释，而医者认为患者对于病情的推测，即患者的解释模式，没有价值，于是便站到了话语权威的位置上。医患双方若要达到良好的沟通，需要的是彼此解释模式的相互尊重与相互理解。
20世纪70年代末，克莱曼[11]针对医患双方解释模式的矛盾，曾倡议发展临床社会学，在医学院和医疗单位增加社会学视野培训和课程，使医护人员具有社会学的涵养，在医疗实践中更好地理解、服务患者。2001年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出台了《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体现了由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趋势，在此背景下，国内在医学院开设医疗人类学以及相关临床社会学呼声也越来越高[13]。
当前国内医患矛盾突出，医疗资源紧缺且分配不均，医疗保障体制性问题等客观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改善医患沟通成了缓解医患矛盾的可行之策。加强医护人员的职业素养，培养医护人员广阔的临床社会学视野，是解决医患沟通问题和制定科学的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条件和正确出发点。
